公元前316年,秦國伐蜀,滅巴國,設巴郡,張儀筑城于江州,此為重慶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筑城。
秦朝統一中國之初,遷“秦氏萬家”入巴蜀,形成重慶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移民。
公元226年,江州城得到都護李嚴的擴建,更城為大城,周圍十六里,這是重慶第二次大規模筑城。
隋朝初期,緣于重慶母城在嘉陵江與長江的匯合處,嘉陵江古稱渝水,隋文帝命其名為渝州,重慶簡稱“渝”由來于此。
北宋時期,渝州更名恭州。1189年(南宋淳熙十六年),宋光宗升恭州為重慶府,取“雙重喜慶”之意,重慶由此得名,至今已有800余年。
南宋末年,為構建對蒙古軍的防御體系,重慶知府彭大雅以磚石為材料第三次大規模筑城,并以重慶城為中心修筑了20多座山城,形成了獨特的山城軍事防御體系。
1258年,蒙古大汗蒙哥率軍入川,連破數城,至釣魚城受阻,損兵折將,蒙哥本人也“為炮風所震,因成疾”,不久死于附近的溫湯峽。
唐至宋代,巴渝隨著經濟的發展,文化得到繁榮,佛教、道教等都十分興旺,今大足區境內規模宏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群是其真實寫照。大足石刻初開鑿于唐,盛于兩宋,是在我國北方石窟藝術漸趨衰落之時在南方興起的石窟藝術明珠,集中國石刻藝術精華之大成的石刻群,與云崗石窟、龍門石窟和莫高窟相齊名。
被譽為“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”的白鶴梁、位于涪陵區城北長江南岸江中天然石梁上。梁上刻有自唐廣德二年(764年)至清題刻163段,石魚14尾,記錄了涪陵地區1200年間72個年份的歷史枯水情況,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。
明洪武初年,重慶衛指揮使戴鼎在宋代舊城基礎上大規模修筑石城,這是重慶史上第四次大規模筑城,形成了明清古城九開八閉十七道城門的格局。清代張之洞詠重慶曰:“名城危踞層巖上,鷹瞵鶚視雄三巴”。
明末清初,重慶迎來歷史上第四次大規模移民,俗稱“湖廣填四川”,這次移民帶來了文化技術的大交流、風俗的大融合,促進了巴渝地區的發展。內遷到重慶的移民修建了大量會館,重慶城區鼎盛時期形成了“八省會館 ”格局,渝中區廣東公所、禹王宮、齊安公所三處留存至今,統稱為湖廣會館。
明清時期的鄉土民居,有巴渝本土的穿斗結構民居、有吊腳樓,也有受移民文化影響的外省風格的民居,還有受到西方建筑影響的洋樓,以及渝東北、渝東南少數民族民居。此外,祠堂、碉樓、學堂、牌坊、古塔、古橋,呈現風格多樣,兼收并蓄的特點。
1891年重慶開埠,進一步加強了重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,大批外國洋行、領事館、教會、學堂出現,西方建筑風格與重慶獨特山地環境融合,建筑或西洋厚重,或中西合璧,磚石結構興起,簡潔大方。
1929年重慶建市,建設市政道路,開辟新市區,興建水、電、氣設施,奠定了重慶現代化的基礎。今天,在渝中區石板坡,還矗立著當年為自來水廠建成而修建的紀念水塔。
抗日戰爭時期,重慶是中華民國戰時首都,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。抗戰時期留下大批以國民**遺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駐地為代表的重要史跡。這些抗戰遺址,是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卓越貢獻的史證,也是國共合作、共赴國難的歷史見證。
建國之初,西南大區機關駐重慶,重慶為中央直轄市。這一時期修建了大量辦公、教育、體育、文化活動等公共建筑,傳統風格與現代風格相結合,多采用對稱布局,氣勢宏偉。
改革開放后,三峽工程啟動,重慶喜迎直轄,重慶人民進一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,開拓進取,加快推進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建設,城市面貌日新月異,展現了新時代的新成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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